內地「打假網紅」崔永元愈戰愈勇，繼去年揭發轟動一時的影星范冰冰逃稅案，近日再爆料一宗陝西千億煤礦案，涉及地方政府懷疑侵吞私人礦產，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所有審理文件居然「丟失」，閉路電視又「黑屏」，非常蹺蹊弔詭，連《人民日報》也開始跟進。實際上，內地最近多宗社會黑幕新聞，包括直銷集團權健案、長生疫苗造假案、高檔酒店馬桶布抹杯事件等，無一例外都由網紅KOL踢爆，既反映民心所向，更可能成為新聞改革和社會改革的突破口，別以為網紅KOL只談吃喝玩樂、扮靚買衫。
陝西政府疑侵吞私人礦產
事緣自2003年起，陝西省政府大舉引入民間資本開發煤礦礦產。其中，農民工出身、時年37歲的當地小商人趙發琦，憑着從事工程包工頭賺到第一桶金，「覺得搞個煤礦也挺好」，於是看中一處被政府估價為1500萬元 (人民幣．下同) 的礦產資源，在當年8月份跟省政府簽訂合約，按慣例支付八成 (1200萬元) 款項，換取日後勘查所得成果之80%權益。
投資未勘明的礦產涉及運氣成分，例如若勘探後發現地下礦產價值少於1500萬元，趙發琦就難免蝕錢。不過一般而言，政府對未勘明礦產的估價都會偏低，預留一定水位，方能吸引民間資本進入。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，一個被估價1500萬元的礦產，實際價值往往接近或超過1億元，那麼在扣除開採和財務成本後，投資者和政府皆有利可圖。
假若趙發琦投資的礦產真的值1億元，便不會有之後故事，他也會成為一個憑煤礦發達的普通土豪。不幸的是，該礦產被勘明藏量達15.6億噸，按2003年價格計算總價值接近1000億元，按現價計更可能高達3000億元，於是演變為一宗疑似「懷璧其罪」奇案。
首先在2005年3月，陝西省政府向趙發琦發信，稱此前跟他簽訂的合約，被發現「與2003年10月22日陝西省政府召開的21次會議紀要有關政策不一致」，因此決定取消合約，並向他退回1200萬元款項。這相當於「踢契」，令趙發琦剛到手的千億資產眼巴巴流走，他當然不答應，繼而展開漫長的維權訴訟之路。
2006年5月，陝西省高院作出一審裁決，判趙發琦勝訴；但當地政府上訴到全國最高人民法院 (最高法院) ，拖延逾3年之後，法院於2009年11月裁定把案件發回重審。
禍不單行，在2010年12月，陝西省公安機關指趙發琦於2003年開設公司時未有繳足註冊資金 (但已於2004年補足) ，因此以「涉嫌虛報註冊資金罪名」通緝他。他於2011年8月被拘捕，關押在看守所133日之後才獲准保釋候審。其後他發現當地警察在調查過程中偽造證據，遂提出上訴，最終獲判清白，他的公司也得以恢復登記。
至於原本的礦產案，直到2013年6月才第一次開庭重審，迄至2017年12月，最高法院裁定趙發琦勝訴，指合約有效，繼續履行 (按中國法律，最高法院的裁判為終審裁判，不得上訴) 。換言之，趙發琦漫長13年維權路，似乎終於迎來勝利。該案裁決之日，恰逢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閉幕，當年的會議強調「落實保護產權政策，依法甄別糾正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案件」，故該案也被官方媒體形容為「中央依法治國保護民營企業產權的標示性案件」。
崔永元爆審理文件離奇丟失
豈料故事還未結束，據崔永元上月底在微博爆料，指該案在最高法院裁決逾一年後，陝西省政府一直未見遵從執行，背後還涉及該案所有審理文件在最高法院全部「丟失」，而事發期間，文件存放處的閉路電視又突然「黑屏」，拍攝不到丟失情況，離奇之極。
因此，崔永元在爆料之餘，也質疑「你們那裏 (最高法院) 能進去盜賊嗎？連老鼠都進不去！最高法院可以丟卷宗嗎？而且只丟這個案子的，而且丟的時候監控壞了」，引發全國關注。對此，最高法院微博賬號曾經兩次回應，第一次否認有其事，指崔永元「造謠」，但該帖文未夠24小時便被刪除；第二次回應則180度轉口風，稱「我們已經啟動調查程序，歡迎崔永元教授等知情人向我們提供情況。如發現我院工作人員違反審判紀律問題，將依紀依法嚴肅處理」。值得留意，第二次回應的下款為「最高人民法院機關紀委」，意味作為「黨鞭」的紀委已介入調查。與此同時，包括《人民日報》、《新京報》等官方媒體亦開始跟進報道，並聲援崔永元。
實際上，內地去年多宗社會黑幕新聞，均由網紅KOL (而非正規媒體) 揭發，包括「獸爺」爆料長生疫苗造假案，「花總丟了金箍棒」偷拍證實14家五星級酒店用馬桶髒布抹杯，「丁香醫生」踢爆直銷集團權健惡行等等。誠然，這些KOL未必受過正統新聞訓練，所爆之料也大多來自公眾報料 (非親身主動追查) ，但與內地正規媒體相比，他們起碼勝在「敢爆」。
KOL或成社會改革突破口
當然，此現象背後有很多原因，例如崔永元早於九十年代已是全國知名央視主持，具有知名度及公信力，加上本身在北京官場有深厚人脈，所以他自去年起不斷揭發重大黑幕，其微博賬號卻居然從未被封殺，其他人很難仿效。至於「獸爺」、「花總」、「丁香醫生」等民間KOL，則在打擦邊球，他們不會直接批評政府或體制，主要是針對企業行為，政治危險度相對較低。
無論如何，「莫以惡小而為之，莫以善小而不為」，改變通常從細微地方開始，例如台灣和南韓在1980年的社會改革，最初也是隨着社會富起來，由一班記者打擦邊球，然後成功衝破「報禁」，透過資訊自由和新聞自由，逐步帶動全面改革。而在媒體監管更加嚴厲的當今中國，隨着人均GDP突破9000美元，邁向全面小康社會形勢大好，適逢科網時代為公眾帶來更多輿論空間，突破口可能來自民間KOL。
(編者按：高天佑最新著作《中產必須死》現已發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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