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，六四事件30周年、雨傘運動5周年。
2019年4月9日，將是「佔中九子案」宣判之日。審訊結束，卻是傘運思想整理的開始。將近5年後的今天，大家是否有足夠勇氣和智慧，面對傘運時的那個我？
上月初，西九龍裁判法院4樓的法庭內外坐滿了人，九子之一陳健民在證人台上抗辯，還原雨傘運動的一幕幕。逾百位旁聽者當中，有一位長髮中年女子。她算不上旁聽常客，但偶爾會見到她坐在家屬席最前排，距離被告欄只有幾米，可以隔著玻璃窗清楚看見戴耀廷、陳健民、朱耀明等人。審訊期間，這女子會驀然落淚。
那是陳健民第四天作供，控方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的盤問接近尾聲，他問及「佔中三子」為何不更早宣布自首並勸退佔領者。公眾席上看不見背對着的陳健民表情，只聽到他哽咽回答一直未有與學生公開決裂，直到2014年11月30日雙學 (學聯及學民思潮) 行動升級，「我明白佢哋係好沮喪同憤怒，但 (我哋) 唔想再有人受傷······」語畢落淚；另一頭又傳來哭聲，那是被告欄內的朱耀明，正以手巾掩臉痛哭。
眾人的目光落在朱耀明身上，沒有留意到家屬席前排的這位女士早已拿出紙巾，一次又一次拭去淚水，但淚水又再沿她的面頰流下。她想問梁卓然：「刑事檢控專員你明唔明，走，係好痛心？你相唔相信，呢啲人就係出於赤子之心，無論係咪自首撤退，都係想保護學生。」
她在法庭內，憶起佔中三子決定退場前的掙扎與失意，以至開記者會宣布退場時的痛心。
她是佔中義工阿宜 (化名) ，因工作關係不方便透露姓名。她在傘運前夕才成為和平佔中的義工，傘運期間負責後勤工作，但不欲公開詳情。審訊開始後，她會抽空到庭支持，18天的審訊約有一半日子可見她的身影。
阿宜記得佔中三子傘運宣布退場前，曾與百多位佔中義工開會討論，「因為我都有去，我感覺到嗰種為難。佢哋係漿住喺中間，走就好似離棄學生，令到運動更加消散；唔走嘅又可能好大risk (更多人受傷) ，因為呢個政權從928嗰晚之後，我覺得做乜都有機會，所以嗰時法庭勾起我呢種感覺，其實真係好為難。左定右，佢哋 (三子) 嘅心都係、都係痛心，無論邊樣都係痛心。」
眼見陳健民獨自坐在證人台接受盤問，阿宜替他難過，「我覺得陳健民答得好叻，佢要答事實，但如果有啲事實對學生⋯⋯即係又唔想令學生覺得唔好受。」她補充道：「點講落去呀？你再講落去就係，你哋被marginalize，你哋唔想。我自己在過程裡面，我亦都有witness佢哋係被marginalize。何況現場嘅後生仔 (參與者) 根本唔會聽佢哋噏，學聯亦都有佢哋嘅諗法，呢個早就已經feel到。」
她知道陳健民的供詞，曾令人關注佔中三子與雙學的意見分歧，「對我來講，我又無佢哋付出咁多，我又唔係佢哋嘅位置，我又唔係一齊開會，我點可以話『點解你哋搞成咁呀？』我覺得，如果淨係blame人哋，咁你自己又唔做？我無佢哋付出咁多，我又點知道佢哋喺嗰個position入面點樣。所以我唔bother。」
回到2014年12月2日，佔中三子召開記者會，正式與雙學分道揚鑣。
阿宜記得，朱耀明在當天的記者會上哭成淚人，那時朱牧雙手執咪、淚水一路滾滾而下，他也不抹淚，只說：「一旦可能無法子可以保護、帶領所有人都能夠不受傷害、能夠平安回家，我們作為成年人、作為年長的長者，我們一定會作出一個決定，係守護所有參與人的安全。因此我自己一想到他們頭破血流、被拖在地上拳打腳踢嘅時候，我心裏面係非常哀痛。」
來到2018年11月22日，朱牧這段話，成了控方的呈堂證物。當法庭播出片段時，被告欄的戴耀廷伏倒在他前面的椅背，抽泣聲叫人心酸。
回想朱耀明的痛心疾首，阿宜猜想：「朱牧師對於八九民運帶畀北京學生，受傷或者甚至死亡嗰種傷害，我諗佢比我哋任何人更加近距離。我無同朱牧師傾過，但我看新聞知佢係有參與黃雀行動，當年佢同岑建勳等人。我諗朱牧師在記者會喊爆，因為佢對於民運crackdown之後，民運人士或者學生被打壓受嘅嗰種苦，唔係我哋普通市民一樣嘅感受。」
阿宜當然記得八九民運，她當年沒有上京，在香港參與了百萬人遊行。庭上播放辯方呈堂的紀錄片《傘上：遍地開花》後半段，阿宜其後在社區放映會看了全片。她記得，導演梁思眾在片頭提及，2014年是八九民運之後25年，她曾在傘運期間聯想到八九民運，看紀錄片時回憶更多。
「片裡其中一幕係有個婆婆勸警察，嗰時應該係927佢哋入咗公民廣場，然後警察攔住其他人，包括那個婆婆。婆婆話佢嘅仔定孫在裡面，佢話後生仔都唔係做錯嘢。婆婆想求警察對佢哋好啲，因為佢哋開始噴胡椒噴霧，跟住婆婆開始想跪，話『我跪你啦』。其實後生仔唔係做咩錯嘢，只係要好合理嘅嘢，婆婆覺得點解啲警察要咁樣對佢哋，婆婆就想跪佢哋。」
「這令我聯想起八九民運時，北京有啲市民、公公婆婆又係跪，跪嗰啲軍人，叫佢哋唔好入城，一模一樣。到了2014年，香港亦都有個婆婆話要跪我哋啲警察。」
電影中另一個跪下的畫面，也令阿宜很大感觸：「長毛，但佢跪完之後話我哋要企起身。我記得八九民運最初嘅時候，學生走去遊行示威，有三個大學生下跪，希望政權聽佢哋嘅訴求，但其他人叫佢哋唔好跪、話我哋唔需要跪。到而家，跪呢樣嘢對我來講：係呀，我哋嘅運動雖然爭取唔到我哋爭取嘅嘢，但有一樣嘢係：我唔會跪。」
傘運呈現的「不跪低」態度，改變了阿宜對香港人的看法：
阿宜續道：「我覺得香港人好多而家係沉緊，包括情感嘅低沉、沉澱嘅沉、亦都包括潛藏嘅沉。有啲人係唔好諗太多，做好自己嘅嘢、有啲係唔會放棄、有啲係整理緊。低調嘅，譬如返到自己工作崗位入面，做番自己崗位嘅公民，由工作、家庭、自己的社區，做一啲好groundwork嘅嘢來實踐，有啲似鍾耀華講嗰種。」
九子之一鍾耀華在審訊最後一天說過：
2019年，九子案會有裁決。阿宜自覺是悲觀的人，看不到審訊結果會有甚麼契機，讓大眾可以更了解佔中、更了解公民抗命，「經歷咗呢4年，更加睇清個狀況。應該話，期望香港市民理解公民抗命，呢樣嘢應該發生喺2013至2014年期間。」她有感要認同的人已經認同了，之後就是「揼石仔」。
「你判就判，好多人唔關心。即係佢唔認同公民抗命，亦都唔會關心呢件同佢咁遙遠嘅事，或者佢覺得抵死。但係唔代表件事?? (mpact，個impact就在已經認同公民抗命嘅人心當中，個impact會最大。」
阿宜期望，審訊結果可以挽回她對法庭的信心，她亦想跟參與過傘運的香港人說：
30年前的六四烙印，深深刻在一代香港人心裡；5年前的雨傘運動，雖然有無力感但記憶猶新。2019年，我們是時候重新面對昔日的自己：驀然回首，為了不跪低，我們曾經走得多麼前、多麼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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